阳光洒在明亮的展厅里，洒在凝神观看的观众脸上。一幅幅大大的布帘挂在墙上，展出了苗族女孩的心路历程——她们和家里的争执，和老师的交流，对自我的怀疑和内心的希望。展厅中间的桌子上摆放着女孩们的作文、绘画，不断有观众驻足桌边，拿起她们的作品观看。吴尘是这场展览的举办者，她穿着一件蓝色的风衣，留着一头过肩的长发，笑容恬静，静静地观察观众的反应。她从2022年9月开始做苗族女孩的心理赋能活动，并记录下她们的故事，整理出来，希望通过展览把苗族女孩的故事和创作带到远方，抵达更多人。
苗族女孩生命故事展展出，观众们在认真观看苗族女孩的故事今年1月，吴尘在大理举办苗族女孩生命故事展。在展览后，吴尘进行了苗族女孩的故事分享。吴尘回忆，那天台下的听众们来自全国各地，一些同样是小时候生长在欠发达地区、有相似生命经验的人，会被打动，默默流泪。她让观众将感受写在留言板上，并把这些感受拍了照片发到苗族女孩的微信群里，女孩们惊喜地回复：这是给我们写的吗？并表示收到留言板很开心。在吴尘看来，这或许就是口述史的价值所在——搭建起人与人之间的桥梁。小L是台下的听众之一，她回忆道，台上做分享的吴尘始终带着微笑，娓娓道来，没有用夸张的语气渲染大山深处的贫穷，而是平静地分享那里的环境、那里的人和事。小L欣赏这样“只分享差异，不比较高低”的叙述方式。她回想起那天听分享时的感受：“展览聚焦于最本真的心灵关怀，关于如何疗愈和接纳自我，让人听完后非常平静。”吴尘认为，口述史并不关注王侯将相的精英叙事，而是关注各个阶层、族群的历史亲历者的生命历程。它如此鲜活、生动，本不应仅仅留作一份只有历史学家问津的文献，应在当下被更多人倾听和阅读，唤起更多的思考。她希望通过展览的方式，拂开口述史的故纸堆的灰尘，让口述史在现实中流动起来，焕发新的生机。在从事口述史工作8年多时间中，她访谈乌干达内战的幸存者、叙利亚约旦难民营的难民、上海疫情期间的群体性创伤人群、苗族早婚的女孩。对于一些适宜公开的主题，她会通过分享会或者故事展的形式，和大众共享那一份触动。对于一些暂时不能公开分享的议题，她则会细心整理、小心珍藏，等待着能够自由谈论的未来的某一天。“口述史是一种介入社会议题的途径，能够在当下映照更多人。”吴尘如是说。
“我从小就对人有强烈的好奇心，想理解这个世界。”吴尘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正是因为这份好奇，年幼的吴尘观看了凤凰卫视播放的记录类节目和央视播放的人物深度访谈节目，她意识到：记者是一份可以深入了解一个人的工作。在身为记者的父亲的建议下，她本科学习国际政治，希望毕业后从事国际新闻记者。2014年，吴尘如愿进入一档历史记录栏目组做实习记者。在工作中她需要一次次接听上访电话，并筛选出重要的新闻选题进行报道。她感到这种筛选性非常残酷，一些需要被看见的人和事因为新闻价值不够，无法对其进行报道。“无力感让我决意离开记者这份岗位。”吴尘说。不过这份实习工作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那就是让吴尘发现了自己对“历史创伤”领域的兴趣，促使她进一步深造。她通过Google搜索，发现美国一所学校的系主任连续十年在做一个911心理创伤疗愈相关的项目，她给系主任发了邮件，讲述了自己做实习记者的经历和对创伤的关切。不久后收到邮件，系主任回信：“吴尘很适合这个项目，欢迎吴尘来就读”。在收到邮件后，吴尘很高兴。她决定只身前往美国准备攻读口述史硕士。她当时仍然对这个专业半知半解，带着这份懵懂与好奇，进入了口述史领域求学。在口述史就读期间，她访谈乌干达的内战幸存者。她印象很深的是，一个在访谈时笑起来很开心的女性，在访谈结束后给吴尘写邮件，讲述她被叛军从茅草屋里抓走成为性奴的经历。还有孩子向吴尘讲述创伤经历：叛军让她的父母选择只能留下一个小孩，其他的都抓走，她成为被父母选择留下的小孩。吴尘认真地倾听ta们的分享，并记下让她触动的故事。她感到做口述史很适合自己。与做实习记者不同，她不用为了追求新闻的客观真实性，去不断地质疑采访对象。在她看来，口述史追求的是主观的真实，即访谈对象在不同的生命历程，看到自己不同的生命状态，呈现当下的真实。她不需要质疑，只需要记录ta们在不同时间段的记忆，比较记忆之间的变化，分析记忆发生变化的原因，最后呈现出丰富的内容层次。与此同时，她希望能够疗愈这些创伤者，便选择进一步深造，继续在美国攻读心理咨询创伤方向的硕士。在就读期间，她曾报名国际医疗队进入叙利亚约旦难民营，为当地的青少年提供心理辅导。她将西方心理学理论与本土元素相结合，用土壤、风雨等当地的要素来讲解心理学理论。当有些青少年无法理解心智能力这个抽象的概念时，吴尘就会举一个形象的例子来讲解：“心智能力就像土地，压力则像风雨。只有土地足够坚实，才能承受住风雨，否则土壤就会水土流失变得贫瘠。”
2020年，美国疫情暴发，吴尘回国工作。国内专业对口的工作很难找，她进入一家精神病院做临床工作，医院官僚气有些重，行政安排检查经常打断专业工作，且存在价值观念冲突，比如她被要求医生必须奉献不能双休，这些都让吴尘觉得压抑，她最后选择交上离职申请。吴尘迫切希望向前走，摆脱停滞不前的生命状态，并继续进行口述史的工作。2022年，她辞职离开精神病院后，在线上从事心理咨询的工作。在线下，她行走于全国各地，与不同的公益组织合作。她和关爱苗族女童的志愿组织合作做心理咨询，每周末前往贵州大山；还和促进城乡教育公平的公益组织合作前往湖南县城为中学生开心理课；与抑郁科普平台合作前往桂林开展青少年营，为抑郁青少年进行心理疗愈。在行走中，她不断寻找适合做口述史的对象，并记录下ta们的故事。她会对采访对象进行筛选——对方要与伤痛保持一段距离，也要有反思能力，“否则可能会在接受访谈时被创伤卷进去，或者无法清晰的讲述”，吴尘解释标准制定的原因。此外，吴尘认为访谈对象还需要在当下有强烈的意愿去做回溯和整理。在上海疫情期间，吴尘的很多朋友都在上海，加上吴尘也考虑过去那边工作一段时间，让她感到上海离自己心理距离比较近。在“封城”的消息出了后，她也感到自己“被困住”。她不希望自己坐以待毙，而是想主动记录下这一时期的历史。她通过上海朋友的帮助来寻找访谈对象，那些朋友也会主动向她分享自己的经历。“我的角色有点像跟ta们一起坐船，回到ta们的记忆泉眼，跟ta们一起漂流，不做什么，就是跟随着船的方向走。”吴尘回顾道。在访谈过程中，她听到受访者购买蔬菜、救助宠物、帮助他人的经历，这让吴尘看到一个更丰富的世界，看到不同阶层的人应对突发事件的方式和智慧。
吴尘介绍，在她访谈过的采访对象里，有两类人：一类人有强烈的讲述意愿，吴尘并不需要费太多力气便能听到丰富的故事；另一类人则回避讲述自己的故事，吴尘必须要花更多的时间，用真心换真心，建立起信任关系，才能让访谈对象愿意打开心房，进行讲述。
在就读期间，吴尘在首次口述史访谈实践——一次课堂互采就面对了“如何打开对方心扉”的挑战。她的搭档是一个经历丰富的大叔。起初，ta们只是普通同学，大叔并不感兴趣吴尘作为国际留学生的经历，不是很放得开。
吴尘便主动打开自己，给大叔讲述了自己用乖乖女的面具看似融入集体，实则内里抗争，去教会寻找有归属感的第三空间，去海边受洗建立信仰的过程。而大叔则曾经辍学去加入乐队四海为家，以为是实现自我的一种方式，但是也发现不太能持久，兜兜转转去纽约的高级餐厅打工，后来回学校找到了自己的路。这让大叔发现了两人生命的共通之处——ta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索自己想走的路，就愿意向吴尘敞开心扉。
在关爱苗族女孩的项目里，吴尘感到，起初这些女孩对自己并不亲近。吴尘负责向苗族女孩讲授心理类课程。她细心地观察到，这些课程很难引起女孩们的兴趣，她们在听课时很少有笑容。在下课后，女孩们对吴尘也往往保持距离，恭恭敬敬地喊吴尘老师。
吴尘开始思考距离产生的原因，“是不是之前的分享过于照本宣科，并不适合这些女孩呢？”她让女孩在纸条上写自己的烦恼，试图了解她们真正困惑的问题。与她设想的女孩们更多受辍学的困扰不同，她们交上的纸条里最多的是青春期阶段最常见的一些关于友情和亲情的困扰。
吴尘对此设计了更贴合女孩们心理需求的活动，让女孩们更愿意参与进来。她设计了友谊主题周和社团周末营。在友谊主题周里，其中一项是让女孩们做情感储蓄卡，记下友谊中收到和付出的“爱”，来帮助女孩们重新思考表达情感的方式。女孩们纷纷写下，每当自己难过时收到的好友送来的糖果，生日时收到的唯一一张贺卡，做错事时收到的安慰。吴尘看到女孩们认真地写下的稚气又真挚的话语，感到很开心。“这能够让她们意识到自己是被爱的，并且能更好地表达爱。”吴尘希望，爱意能在女孩的心间流淌。
吴尘还帮助女孩们设计访谈提纲，鼓励女孩们通过访谈对话妈妈，了解她们的梦想与遗憾，并且告诉她们妈妈也曾经是小女孩，让女孩们更加能设身处地理解自己的妈妈。在一系列探索和尝试后，女孩们见到吴尘时会绽放灿烂的笑容，改口叫她姐姐，并向吴尘分享自己的秘密。她们告诉吴尘，当地父母安排女孩早早结婚是常事，自己一旦逃婚有可能让整个家族“蒙羞”，承受全村的压力。她们也会分享自己的梦想，有位女孩渴望去上海打工，还有一位小时候去过北京的女孩告诉吴尘，她在北京遇到了一个白领姐姐，她也想和那个姐姐一样，坐在办公室办公。吴尘会认真地倾听她们的心声，并记下她们的故事。
在她眼中，这些倾听并不仅仅是为了做口述史，也是为女孩们提供陪伴。在高中时期，她曾有段很孤独的时光，没有人愿意倾听她的诉说，因此她将心比心苗族女孩，“在她们很敏感的青春期年纪，有一个人能够认真倾听她们秘密，对她们的意义会很重要”，吴尘说。
“我非常想去理解一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吴尘说。在她看来，能够有机会去理解一片土地上的人和事正是口述史吸引她的原因。但是她感到，有时理解别人也存在障碍。访谈对象往往和她的生命历程差距较大，感受并不相通，她只能运用想象力来试图理解对方，“我往往是在想象ta们的痛苦。”吴尘说。她看来，理解访谈对象的感受需要时间的沉淀，“理解对方往往是有滞后性的”，吴尘反思道。在吴尘遭遇体制僵化的工作环境和疫情的双重困境后，她有几次梦到曾经访谈过的难民们被困住的眼神，“那些眼神一下激活了我被困住的感受，我才真正理解了ta们的痛苦。”吴尘感到，直到这时她才真正理解了那些访谈过的难民。吴尘认为，之所以能相互打通彼此的生命经验，与口述史的方法有关——她往往从采访对象记忆起点的生命历程开始问，让ta们在记忆之海里穿梭，通过访谈勾勒出ta的生命历程。在访谈中，吴尘听到了很多具体的画面，比如曾有难民男孩告诉她，他的父亲在逃难后贫困潦倒，跪在地上哭。尽管一时不能完全理解对方的处境，但是她感到，这些言语勾勒出的具象生命画面，储存在自己的记忆中，使她久久难以忘怀，“等到后来经历了相通的生命经历，这些记忆便能被激发。”吴尘说。此外，吴尘也会困惑访谈对象做出的人生选择。她至今不解为什么一个向自己表示过坚决要抗婚的苗族女孩，最后回家结婚。另一个平时从不提及抗婚的女孩突然趁父母不在，什么东西都没有带，离开家门，反抗她既定的人生轨迹。她情绪低落地讲述在帮助苗族女孩时，自己遇到的挫折：在志愿组织的帮助下去成都上学的女孩，被哥哥逼着回家，不让她再接着上学，希望她在家里待嫁。她开始怀疑自己的努力是否真的能帮到这些女孩。第二天白天，她发来消息：相信相信的力量。她说，随着时间的蔓延，她逐渐理解人在循环往复的生活中的困境，也更接纳自己的无能为力。尽管有时很无力，她仍然愿意去尽力理解和帮助这些女孩。“记录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吴尘笑着说。她在全国各地行走时，会随时观察遇到的族群，进行记录。在日常生活中，听到朋友讲到一些她觉得重要的事情，她便会立即在手机上记录。她会通过和从事学术研究的好友聊天，将具体个例与学术理论相结合，形成系统的记录，并将其中的部分内容整理成口述史。
吴尘会主动进行口述史的分享，希望能通过分享，来主动创造一个跟人链接，彼此成为彼此的历史见证者的场所，构建一种集体叙事。她做了后疫情时代回响-上海疫情亲历者口述历史分享会，邀请被访者一起做集体叙事见证，“我想看看解封之后留下了什么，在当下回顾过往，生命的印记是怎样的。”吴尘说。另一方面，吴尘也希望通过口述史来搭建人与人之间的桥梁。今年2月10号，她在广西桂林进行“天空的另一半”的心理疗愈分享，向有精神科疾病的青少年们分享苗族女孩的故事。“我想要通过分享女孩们的故事，打开ta们封闭的内心世界，让光照入ta们年轻的生命。”吴尘认为，这些抑郁青少年往往沉浸在自己破碎的世界中，看不到他人的生命，而想治愈ta们，先要让ta们看到他人的存在。吴尘做“天空的另一半”的心理疗愈，让光照进抑郁青少年的心灵她邀请在场的学生为苗族女孩创作“生命共鸣箱”，并写信放在箱子里。让她惊喜的是，在听完分享后，学生们看到了他人的生命。她收上来的信里有感慨“突然发现在我的生活以外还有这样一番天地”；有理解“当旧有的认知被打碎，建立一套新的价值观体系是一件无比困难的事”；有尊重“从束缚中挣扎出来的人，都是旷野里自由的风”；有祝福“祝福你有勇气面对未知，一切重来”。吴尘感到，口述史连接起了不同的生命。在吴尘看来，口述史能够深入一个族群的面貌，内容有着丰富的层次和旺盛的生命力。她不希望口述史仅仅停留在故纸堆中，作为记忆的记录和留存，而是通过分享，映照更多人的生命。对于一些暂时不能分享的主题，她也会耐心等待，等到能够公开谈及它时，再做分享，“口述史的生命力很长久，分享不必急于一时”。吴尘期待，未来能够自由分享这些历史记忆，让它们能够被更多人知晓，在社会中焕发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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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宋佳旻编辑 | 刘家如值班编辑 | 陈律雅运营总监丨胡世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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